2010年1月济医附院党员、职工学习安排表

党委办公室   2010、1、10

张茅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化医改就是要攻坚克难

本报讯  （记者孔令敏）201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1月6日在京闭幕。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五项重点工作正在向纵深领域全面推进，卫生系统广大同志要从医改全局出发，积极探索、锐意进取，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工作的各个环节；要落实投入、转换机制，确保医改取得实效。

　　医改取得突破需要各地实践探索
　　在两天的会议里，很多代表都反映了各自地区在医改推进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对此，张茅说，深化医改是从制度层面解决长期积淀下来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有些利益关系已经相当牢固，需要下大力气进行改革。比如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就必须打破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现有格局，调整药品特别是基本药物的不合理定价规则；要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切断药品创收利益纽带，就必须同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政策，确保基本药物的使用，这就涉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目前，国民经济形势已总体回升向好，各级财政公共服务支出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较好的改革环境和难得的机遇。
　　面对很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张茅鼓励大家打破传统思维模式，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他说，实践证明，改革发展的历次突破和经验都来自地方的探索实践。只要有利于体现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质，有利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都要大胆实践。近年来，在国家尚未出台统一政策的情况下，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探索解决乡村医生身份和待遇问题，确保乡村医生履行职责。这些探索都为中央决策和其他地区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张茅强调，各地在执行中央统一的政策方针时，在具体落实的方式、措施、步骤上，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扎实工作，稳步推进，讲求实效。同时，在探索中，各地也要把握好医改的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和落实好已经确定的各项基本政策，特别是保障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运行的相关经济政策和绩效工资制度，在基层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各个环节的政策，关于乡村医生的补助政策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落实等，并结合对医改任务、目标的督促检查，推动落实，出现的偏差要及时纠正。
　　以投入促改革  以机制保成效
　　张茅认为，在医改工作面临一定难题、人民群众又迫切希望分享医改成果的情况下，必须把落实投入政策和转换机制结合起来。
　　“落实投入是转换机制的基础和条件。”张茅说，一段时期以来，医疗卫生机构存在“以药补医”、“以医养防”，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弱化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投入不足。改革当前不合理的补偿机制，实现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必须给予必要的财政保障，以投入促改革。当前，国家已经明确了对各类卫生机构的补助政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等重点改革也有明确的投入要求，中央财政已投入1180多亿元支持医改工作。其中，经卫生部落实经费715.4亿元。各地在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也都加大了投入。但一些地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政府投入政策仍未落实，还有部分省份尚未下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2010年是医改全面推进之年，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下定决心，按照中央文件要求落实各项投入政策，为医疗卫生机构转换机制创造条件。
　　“转换机制是增加投入、实现医改目标的必然要求。”张茅指出，在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只有建立确保公平效率的长效机制，才能将投入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得到的好处。过去一年，尽管各级财政都存在很多困难，但对卫生的投入明显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快转换机制的步伐。
　　张茅认为，要转换机制，首先就要将落实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政策与改革补偿机制相结合。不仅要解决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补偿问题，还要落实其他相应补助政策，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确保机构正常履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职能。其次，要将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建立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业务运行机制相结合。在增加投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的基础上，要抓紧探索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形成协调有序的就医格局。第三，要将落实政府投入政策、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与探索建立新的支付机制和费用控制机制相结合。各地既要加强机构收支管理，引导医疗卫生机构使用适宜人力、适宜技术、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也要探索开展新农合参合人口特大病保障试点和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改革等。最后，要将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与创新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机制相结合。

　　巩固成效需卫生系统练好内功
　　张茅认为，投入增加和机制转换为卫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要使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卫生系统必须练好内功、提高素质，为深化医改提供有力保障。
　　张茅要求，各地要改善服务的管理和提供，提高服务质量。首先要在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要在方便群众上下功夫，要在加强管理、改善就医流程、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多想办法、多动脑筋，提高服务效率，方便群众就医。这些工作主要是卫生系统内部的事情，并不涉及复杂的部门协调和深层的体制机制调整。
　　张茅说，各地还要整合卫生系统的整体资源，提高系统的总体效率。各地要明确功能，围绕群众健康需求，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功能。各地也要优化结构，增强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刚性约束，明确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规模和布局，科学合理配置大型医用设备。各地还要理顺关系。在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要理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关系。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发挥专业指导、业务管理和监督职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要发挥网点布局和贴近居民的优势，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履行好疾病预防控制功能。另外，各地还应加快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

巴德年：当老师是我最幸福的事

　　院士、教授、院长、老师——回首自己半个世纪所经历的多重身份，71岁的巴老说：“最适合我的职业还是老师。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当老师，教学生。”
　　巴德年：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外籍院士。在免疫学领域成就卓著，具有26年的医学院校管理者的经历，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医学生有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勤劳手。
　　健康报：在医学院校地26年中，不管工作多忙，您都坚持给大一的新生上入学后的第一堂课，即使在当选为院士以后也从未间断。您当初为什么要给自己立下这样的一个规矩呢？
　　巴德年：从事医学教育这么多年，我始终认为教好大一新生是最重要的事。从开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设法帮助他们迅速地从中学生状态进入大学生状态，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两次新生入学的时间恰好赶上我去日本和美国与当地医学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我都是在完成公务的第二天就匆忙的回国。当地医学机构的负责人问我，为何如此着急回国。我告诉他们，我的学生正在等我上课呢。这个回答让他们很意外，也很感动。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之处：老师不就是给学生上课的吗？更何况，我还很享受这个上课的过程。看到课堂上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看到讲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就有一种满足感。他们的青春和热情，让我一直保持着他们上第一堂课的激情。

　　健康报：在第一堂课上，您都给学生讲些什么呢？
　　巴德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讲当前医学的现状和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让学生们对自己将要从事的医学职业有所了解；二是讲医学生应该怎样学医，他们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我经常对学生们说，医学院校的学生必须要有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勤劳手。其中，人文心是最重要的。不爱病人的医生绝不是一个好医生。医术高超当然好，但学好技术不是目的，而只是治病救人的手段。在行医过程中，为了做出合理的判断，医生必须考虑技术之外的因素，综合权衡病人的情况。然而现在，有的医生钻进技术的“牛角尖”里，眼睛只盯着病变的部位，缺乏对生命整体关照。
　　医学生一毕业就应该是一个领导者，不仅业务水平高，还要有团队协作能力，带领护士、患者，最大限度的提高治疗效果。这就要求医学生有讲究科学的头脑，能够很好的与他人沟通。譬如灾害发生时，大批伤员涌进医院，一时之间，医疗力量严重短缺。这对医生的统筹组织能力就是一种考验。医学生还应该有开阔的世界观，能够从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术。

　　让最好的学生学医，让医学生成为最好的医生。
　　健康报：您认为怎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学人才呢？现在高等医学教育模式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巴德年：在历届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中，美国科学家最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关键是人才培养和教育理念。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值得借鉴。他们的医学生在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之前，都有长达4年的基础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们都要接受自然科学、社会学、社会医学等相关知识的熏陶。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才是能够承担医、教、研重任的全面型人才。
　　不必太在意医学生在毕业时能做多少手术，我们更需要关注他是否有成为高端医学人才的潜力。从我国国情来看，我们需要多层次的医学人才，但更需要会看病、会研究、会教学的医生。他们将是未来中国医学事业发展的希望。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做校长时，我就提出协和要成为“高端医学人才的摇篮、顶尖医学科学的园地、模范医疗救助的先锋”。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做院长时，我参考协和办学的讲演，建立了“八年一贯、两段完整”的医学教育模式。我希望能够吸引最好的学生来医学院，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最好的医生。
　　当然，医学生的培养离不开临床实践。医学生要动手做动物实验，更要学会如何与病人交流沟通。有些医学院校急功近利，盲目扩招，导致部分学生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病人。不久前，我听说一所医学院校仅有一家附属医院，却一年招收3000名新生。这样下去，教学质量实在难以保证。医学人才的培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不是说坐在教室里看看幻灯片就可以了。学生必须到临床去，到病人身边去，才能对医学事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是纸上谈兵，就永远都不可能成功。

　　老师首先要教学生心存崇高理想、敢于不懈追求。
　　健康报：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流的老师教理念，二流的老师教方法，三流的老师教知识。”一流的老师到底应该给医学生传递怎样的理念呢？”
　　巴德年：知识与技术总是在不断地更新之中，老师只是教给学生知识是永远不够的。授人鱼不如授人渔，关于人生的理念可以受用一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有这样的体会：学校的某个老师也许不曾给你上过课，但你仍然很欣赏他、崇拜他。这是因为从这位老师身上，你看到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当老师的，首先要教学生心存崇高理想。
　　我念研究生时，正值“文革”时期。我的导师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休止的批斗，我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有一天，我与他在厕所偶遇。记得当时，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没用了，你应该站出来批判我。这样才能保护你。你将来要对国家有所贡献。”虽然我自始自终没有写过一张针对老师的大字报，但老师说的这句话，我铭记了一辈子。就算身处逆境，老师依然保持着对国家的热爱，依然不曾忘记对学生的栽培。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爱，这种为后学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精神，我受用一生。我自认为，这比老师交给我的医学知识重要得多。
健康报：理想和信念对医学生的成长当然意义重大，但只能通过言传身教来形成影响，很难具体地教授，您说是吗？
　　巴德年：很多医学生都想当外科医生。曾经有一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一个班里的30名学生，有22名都报了外科。想当外科医生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医学生都清楚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了吗？是因为外科医生拿手术刀很神奇，挣钱也多；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对这个专业感兴趣，有所追求呢？
　　医学之所以神圣，在于它以拯救生命、维护健康为天职。现在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对医学生的培养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唯有保持对医学事业的坚定信念，才能不一味怨天尤人、迷茫无助，才能专注于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主动去适应现实，并积极创造条件改变现实，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

　　看人才，不仅要看经历和能力，更要看潜力。
　　健康报：先后“掌舵”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办好一所医学院校，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巴德年：办好一所医学院校，不是凭任何人的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而要靠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共同努力。大学需要的不仅是学者，更需要能独当一面的学术领袖。完善人才梯队，提拔优秀的年轻人到能发挥其特长的合适位置，是大学校长的责任。
　　在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时，我就率先提出要破格提拔年轻人。成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后，我又破格提拔、重用了大批年轻的医学人才。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骨干中坚，比如现在北京协和医院院长赵玉沛、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沈岩、国家人类基因组学术带头人杨焕明等。有人问我：“你凭什么让30多岁的年轻人当教授，让还没当过科主任的人当院长？”我的回答是：“我看过《三国演义》诸葛亮初出茅庐帮刘备一统天下之前，也未曾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看人才，不仅要看经历和能力，更要看潜力。”我刚到浙江大学医学院时，还是“50后”的人在发挥主要作用。现在，“60后”已经起来了，甚至“70后”也崭露头角。一所大学要真正兴旺发达起来，需要的是一代代人薪火相传。
　　健康报：去年您70岁生日时，您的学生集体送给您一副对联——为国提携俊杰人才辈出尽其忠，为民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尽其孝。您认同这种评价吗？
巴德年：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我这一辈子，在专业学术上对国家有所贡献，但非常有限。可我当年培养、重用、推举的这批年轻人，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们是能够为国家的医学事业、医学教育事业撑起一片天的人。这才是我最欣慰的地方。